谈及家庭暴力，"家庭"二字常让公众误将其视为难以介入的"家务纠纷"。然而随着多起恶性家暴案件的曝光，社会必须清醒认识：家庭暴力绝非私事，而是严重侵害人身权利的刑事犯罪行为。
近日成都中院二审宣判的一起恶性家暴案件引发社会强烈关注。受害女子在婚姻存续期间遭受丈夫16次暴力侵害，即便怀孕期间也未能幸免。法院最终以故意伤害罪、虐待罪数罪并罚，判处施暴者贺某有期徒刑11年，这一判决再次敲响反家暴警钟。
案件审理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令人深思：受害者曾6次报警求助，公安机关两次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本人亦向法院提交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但这些法律救济措施未能有效阻止暴力升级。《反家庭暴力法》实施近十年来，类似执法不力现象在多地重复上演，法律条文与现实执行间的落差亟待弥合。
两年婚姻给谢女士留下的是全身20余处伤痕与永久性器官损伤：肝脏部分切除、肠道手术修复、左肾萎缩伴肾功能障碍。2025年9月二审判决显示，施暴者贺某阳除获刑11年外，还需赔偿各项损失37.9万元。这一结果虽告慰受害者，却难以弥补其身心创伤。
暴力始于谢女士孕晚期的一次争吵，随后逐渐升级为常态化侵害。回家时间、消费支出甚至衣着选择皆可能引发丈夫的暴力行为。在两次报警后，警方虽开具告诫书，但未能遏制施暴者的嚣张气焰。贺某阳在签署告诫书时曾承诺悔改，却很快故态复萌。
家庭暴力告诫书作为公安机关制止暴力的法定文书，在本案中未能发挥应有震慑作用。2023年4月，在律师建议下，谢女士携带家暴证据光盘前往成都武侯区法院，同时提交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与离婚诉讼。
家暴受害者 谢女士：法院工作人员告知仅提供居住证明不足，必须补充对方身份证明。我已提交贺某阳的有效期身份证复印件，仅是户籍地非成都，仍被以材料不全为由拒绝受理。
保护令申请被拒当晚，贺某阳将谢女士诱骗至酒店实施了最为严重的暴力侵害，这成为整个家暴过程的终局，也让受害者付出惨痛代价。案件虽已宣判，但暴露出的法律执行漏洞引发社会对反家暴机制的深度反思。
如今案件尘埃落定，伤痕累累的谢女士仍需面对漫长的康复之路。公众在谴责施暴者的同时，更关注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一"法律盾牌"缘何在现实中遭遇执行梗阻。《反家庭暴力法》实施近十年来，如何构建便捷高效的保护令申请通道，消除地区执行差异，成为亟待解决的制度课题。
人身安全保护令本应是受害者的"救命稻草"，为何会因证明材料等程序障碍错失干预时机？尽管最高法已出台司法解释细化保护令适用规则，但各地在法律落地层面仍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现象值得警惕。
同样遭遇家暴，重庆巴南区的处置机制呈现不同图景。当地警方接到陈女士报警后，不仅当场固定家暴证据，促使施暴者签署悔过书，更在首次出警时即开具家庭暴力告诫书，展现出主动干预的执法态度。
重庆市近年来持续优化家暴案件处置流程，在确认暴力事实后快速签发告诫书，并同步告知受害人可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得益于"警法联动"机制，陈女士在遭受暴力当天即完成保护令申请，且整个流程可在派出所内一站式办理。
重庆建立的法院、公安、妇联"一站式"保护令申请平台，允许民警与妇联干部通过专用系统协助受害人提交申请，大幅降低维权门槛。法院通过在线审核机制，最快可在20分钟内完成保护令签发，将法定72小时审查周期压缩至极致。
司法实践中，2022年最高法司法解释带来重要转变：申请人只需证明存在家暴"较大可能性"即可获得保护令，取代此前"高度盖然性"的严苛标准。这一调整显著降低了举证门槛，使更多受害者能够及时获得法律庇护。
《反家庭暴力法》明确规定，法院可依据公安机关出警记录、告诫书、伤情鉴定等证据认定家暴事实。但实践中，多数受害者因举证能力不足被驳回申请。为此，最高法司法解释专门列举十种家暴证据形式，包括电子记录、视听资料、证人证言等，大幅拓宽证据范围。
记者观察到，重庆推行的保护令申请模板中，设计了被禁止行为勾选框与事实理由标准化填写项，通过表单优化降低申请难度，这一细节改进值得全国推广。
数据显示，2016年3月至2025年5月，重庆市巴南区法院累计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超1000份，数量位居全国区县前列。2024年10月施行的《重庆市实施〈反家庭暴力法〉办法》，以地方立法形式固化"一站式"申请机制，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为法律落地提供制度保障。
全国法院保护令签发数量近年持续增长，2024年达6351份，较2016年增长近10倍。但平均到全国3000余家基层法院，每家年均仅签发2份，与实际家暴案件数量形成巨大反差，折射出保护令适用率偏低的现实困境。
调研显示，部分基层法院仍存在举证门槛过高、审查周期冗长、申请材料繁琐等问题，少数工作人员对保护令制度存在认知偏差，导致签发过于谨慎。这种执行差异直接造成：相同境遇的家暴受害者，因地域不同可能获得截然不同的法律保护，暴露出反家暴工作的区域不平衡性。
国务院2023年《反家庭暴力工作情况报告》直指问题核心：各地告诫书发放标准不一、程序规范缺失、跟踪回访机制薄弱，基层执法人员认知差异导致告诫制度执行效果参差不齐。报告同时指出，保护令申请占比偏低，部分受害者因不知晓、不敢申请等原因错失法律救济机会。
2016年实施的《反家庭暴力法》构建了基本法律框架，明确了求助渠道、部门职责与惩戒措施。但这部仅38条3100余字的法律，难以覆盖反家暴工作的全部细节，亟需配套法规细化操作流程，确保法律落地见效。
2022年最高法司法解释的出台显著提升了保护令申请量，但国务院报告指出，部分地区仍存在保护令签发过于审慎的问题。专家建议，需加强基层法官培训，准确理解"较大可能性"证明标准，进一步提高签发效率。
法学专家强调，反家暴机制建设需系统推进，除保护令制度外，还应完善接警处置、证据固定、多部门联动等全链条配套措施。特别是针对公安民警，亟需制定标准化操作指引，明确接警规范、告诫书适用条件、证据保全要求及与司法机关的协作流程。
全国妇联与国家统计局2020年调查显示，已婚女性遭受配偶身体暴力和精神暴力的比例为8.6%，虽较2010年下降5.2个百分点，但仍反映出家暴治理的长期性与复杂性。构建覆盖全国的统一反家暴应对机制，已成为社会共识。
公众期待在《反家庭暴力法》基础上，尽快出台更细化的法规与司法解释，明确接警标准、告诫书适用情形、保护令签发条件及跨部门协作流程，确保受害者无论身处何地，都能获得及时、平等的法律保护。建立全国统一的反家暴执行标准，让"法律盾牌"真正发挥效用，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