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规划阶段，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迎来历史性转折点。作为国民经济支柱，国企的稳健性和控制力持续受到重视；在平台化、智能化、数据化等新经济模式冲击下，其传统管理方式和增长逻辑正遭遇“适应性困境”。如何平衡稳定与创新，成为这一时期国企改革的核心议题。
本文立足这一矛盾展开分析。当前讨论多集中于治理优化或效益提升，却少有关注新经济框架下国企面临的系统性梗阻。通过解析五大新兴经济形态，本文旨在探讨：国有企业如何超越“被动应对”，实现从“规模导向”到“功能重构”的深刻变革，真正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引擎。这不仅关乎企业战略，更涉及国家产业竞争力布局。
一、国企改革的机遇与挑战
当前中国处于“创新驱动”转型攻坚期。新经济形态并非简单增量，而是对传统经济范式的颠覆。其技术密集、生态协同的特性，凸显了国企在敏捷性、开放度方面的短板。“十五五”国企改革需进行“基因级重构”，以引领技术要素驱动的经济变革。挑战主要体现在三大错配：
第一，治理模式与新经济适配性不足。新经济要求快速迭代与开放协同，但部分国企受行政惯性影响，决策链条冗长，难以适应市场竞争节奏；“数据孤岛”问题制约其构建创新生态的能力。
第二，创新激励与机制相容性弱。颠覆性技术研发具有高风险、长周期特点，与国企短期考核体系存在冲突。一方面，国资监管追责压力抑制了对前沿技术的投入意愿；另一方面，薪酬体系刚性导致科技人才流失严重。
第三，要素配置与动能转换脱节。数据要素方面，国企拥有海量数据资源，但因产权模糊、估值困难等问题，难以实现资产化跃迁。绿色转型方面，高耗能国企面临“双碳”目标压力，转型成本高昂，陷入短期维稳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两难。
二、国企在新经济中的战略定位
面对新经济浪潮，国企需重新定位角色，从“稳定器”升级为“引领者”，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支点。
（一）平台经济：从“参与者”到“生态构建者”
国企应发挥产业链“链主”优势，主导产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一是打造国家级行业平台，如能源国企构建智慧能源调度系统，实现全链条协同；二是建设区域性供应链平台，整合物流、金融资源，服务中小企业数字化升级。
（二）智能经济：担当“技术策源地”与“场景开放者”
国企需双轮驱动：一方面加大AI、芯片等“硬科技”投入，参与国家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开放电网、医疗等高价值场景，通过“揭榜挂帅”机制加速技术落地，以应用反哺创新。
（三）数据经济：成为“资产化先锋”与“价值化标杆”
国企应率先探索数据资产“入表”路径，建立内部治理体系。同时参与数据交易所建设，运用隐私计算等技术推动数据安全流通，赋能智慧城市、金融科技等领域。
（四）低空经济：扮演“基建主导者”与“运营服务商”
国企可牵头建设低空智联网络，布局起降场、充电站等基础设施。航空央企需突破eVTOL等飞行器技术，地方国企则探索“低空+物流”“低空+文旅”等融合模式。
（五）低碳经济：勇当“技术引领者”与“体系重构者”
高耗能国企须推动绿色改造，应用CCUS等技术应对碳壁垒。能源国企应加速向综合能源服务商转型，国有金融机构则创新碳金融产品，引导资本流向绿色领域。
三、国企改革的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
为助力国企抢占新经济制高点，需深化关键领域改革，配套精准政策支持。
（一）完善现代治理：优化授权体系与容错机制
国资监管应推行负面清单管理，减少创新业务审批。企业内部需赋予项目团队技术决策权，同时细化创新失误免责标准，激发担当精神。
（二）健全市场机制：强化人才与资本双驱动
设立“科技人才特区”，实施股权激励等中长期措施。混改重点从“混资本”转向“转机制”，保障社会资本治理权，提升活力。
（三）优化资本布局：发挥“两类公司”引领作用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应聚焦新经济领域设立产业基金，加快退出非优势业务，推动专业化整合，培育“专精特新”企业。
（四）构建创新生态：组建产学研用联合体
支持国企牵头创新联盟，攻关关键技术。考核中提高研发投入权重，探索“研发视同利润”机制，鼓励长期投入。
（五）激活数据要素：完善治理与安全体系
制定国企数据资产管理规则，明确产权界定。推广首席数据官制度，建立分类分级安全体系，实现数据价值与安全平衡。
[作者陈明艺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系上海社会科学院2025年创新工程（第二批）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