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裁是指一国或数国针对破坏国际义务、条约和协定的国家，在经济上采取的惩罚性措施，属于断绝外交关系以外的非武力强制性手段。常见形式包括贸易禁运、中断经济合作、切断技术援助、冻结资产等，其核心目的是通过削弱目标国家的经济实力来迫使其改变政策或行为。随着经济“武器化”趋势加剧，制裁已从战争辅助工具演变为现代国际关系中频繁使用的外交政策工具，尤其被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用于打击他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制裁手段呈现多样化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宇燕将经济制裁归纳为八类途径：从价制裁（如价格管制）、从量制裁（如进出口配额）、从员制裁（针对特定个人或机构）、从资制裁（限制资金流动）、从网制裁（切断国际系统接入）、从盟制裁（形成多国联合行动）、从名制裁（道义贬损）以及从规制裁（制定歧视性规则）。这些手段往往混合使用，尤其在高维度制裁如规则制定和道义打压层面，更能体现发起国的战略意图。美国作为全球最主要的制裁发起国，其制裁行动依据国内法律体系，形成覆盖广泛的强制性网络，涉及个人、组织及特定行为领域。。
美国制裁体系通常分为两类：一是全面制裁，即禁止与目标国（如古巴、伊朗、朝鲜）进行几乎所有经济活动；二是名单制裁（亦称定向制裁），针对特定实体或个人实施交易禁令或资产冻结。这些制裁不仅适用于与美国有直接关联的交易（如涉及美国人、美国产品或领土的往来），还通过“次级制裁”胁迫第三方国家断绝与目标国的经济联系，例如威胁制裁从俄罗斯购买能源的国家。这种扩展性制裁依赖美国在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尤其是美元结算优势和SWIFT系统的控制力，使制裁效力远超国界。。
美国实施制裁的法律依据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第一，联邦法律如《与敌人贸易法案》（TWEA）和《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IEEPA），后者成为当代最常用的授权依据，允许总统在“国家紧急状态”下无需国会批准即可发动制裁；第二，总统行政令，赋予总统直接针对特定国家或事件采取制裁的自由裁量权；第三，针对具体国家的专项立法，如《赫尔姆斯-伯顿法案》（针对古巴）和《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这些法律由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主导执行，并与国务院、商务部等部门协作，形成跨机构制裁机制。。
尽管美国在过去二十年中将制裁使用频率提升900%，但其实际效果备受争议。研究显示，美国单边制裁成功率仅约13%，甚至低至5%，且常产生反效果。制裁往往加剧目标国民众苦难，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如委内瑞拉经济萎缩71%、伊朗中产阶级大规模返贫，而统治者却可能通过“旗帜效应”巩固权力，将国内矛盾转嫁至外部威胁。制裁对发起国自身也造成反噬，例如美国企业对古巴制裁导致本国损失近1200亿美元，欧盟因对俄制裁年损失超400亿欧元。。
多边制裁（如联合国授权）因具有更广泛国际支持，其效果通常优于单边制裁。美国滥用单边制裁的行为被联合国专家指出违反国际法，特别是“长臂管辖”和二级制裁侵蚀他国主权，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随着多极化趋势加强，各国正通过开发替代性支付系统、推动本币结算等方式削弱美元霸权，反制美国制裁能力。历史表明，制裁虽可作为外交工具，但唯有通过对话与合作才能真正解决国际争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