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写到书法》，郑也夫著，敦煌文艺出版社，2025年10月
一，书法素人写作此书的初衷
钱锺书曾用“吃鸡蛋不必认识母鸡”的比喻回应读者见面请求，这让我想起庄子的“知鱼之乐”辩论。庄子与钱锺书的层次不同，前者是哲学探讨，后者是委婉拒绝，但两者在逻辑上都有可议之处。物种差异使人难以完全理解彼此，但读者对作者的好奇却十分自然。我担任央视“东方之子”主持人时采访汪曾祺，问他为何不能再创作《受戒》那样的作品，他坦言故事虽虚构，情感却源自个人经历，无法重复。这说明了解作者对解读作品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我选择与钱锺书相反的方式，先向读者介绍自己及其写作缘由。
我是一名书法初学者，2020年1月才开始练习毛笔字，此前很少阅读书法相关书籍。因此更需要说明我的背景和动机。
我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教师，但这不意味着我是典型的社会学家。我的学术兴趣广泛，著作显示我是一个不愿受限的杂家。作为学者，我始终保持怀疑精神。自1978年入学至今46年，从1982年硕士毕业算起42年，我从事学术研究四十余年。我认为真正的学者必须是研究者，而研究者的核心特质是好奇心，这既有天性因素，也来自学术训练。在文史哲三个领域，我较为均衡，但思维上更偏向哲学式的追根问底。哲学常从定义自身开始，这看似简单实则困难，因为我们需要用哲学工具衡量其他事物，却难以定义工具本身。我喜爱这类思考，并长期致力于解答自己提出的各种问题。
开始练字后，我很快转向阅读书法史。并非因为字写好了或有闲暇，而是想满足好奇心，弄清这门技艺的起源与演变。一读书法史，问题接踵而至：不满与质疑涌上心头，几乎不吐不快。我能写作吗？虽是书法新手，但这并非全是缺点。技能上虽缺根基，但认知上未被传统束缚，没有固定成见。我欣赏某些书法作品，但古代大师对我并非神圣不可质疑。我是书法新手，却是社会学与历史学的老手，一个富有经验的怀疑者。若发现问题不深究，有机会挑战成见却不敢表达，岂不辜负多年积累？于是，在批判性阅读中，以下观点逐渐形成。
最早的文字并非甲骨文或金文，而是毛笔书写于竹木上的文字。王国维说：“金石、甲骨、竹木，孰先孰后未知。”我进一步结合更多证据：甲骨上的墨迹、甲骨文中“聿”（笔）和“册”（简册）的存在，以及汉字书写顺序（从上到下、从右到左）的独特性，后者是我的独家见解。
秦汉简牍的主流文字是秦隶和汉隶，而非小篆。小篆地位的提升源于许慎《说文解字》，这是书法史上的重大误解。小篆非李斯所创，李斯书写秦石刻的说法也属虚构。
东汉以前只有书写，没有书法。我从目的、认可、署名和水准四个方面定义书法。
楷书之祖钟繇的作品可能由其文吏代笔，这并非臆测。陈寿和裴松之等权威未认可钟繇的书法，证据何在？
草书可能受道教扶乩影响，王献之或参与其中。
王羲之的崇高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李世民。唐代楷书成就最高。
中国顶尖书法家中半数被遗忘，部分作品重现天日，但多数作者姓名湮没。
馆阁体及雕版“宋体字”的流行是必然的，因帝国“文书行政”需求规范化书写，书法相比之下只是小技。
这些观点汇聚时，我意识到本书的颠覆性。为何多数书法史作者与我观点相左？这值得深思。
我认为，他们或有意或无意地肩负使命：抬高书法地位。手法包括：一是追溯远古，尚古传统下越古老越显学问；二是造神，人类活动常需巨星以显伟大；三是赞美，古代书评多用比喻夸张，如蔡邕的“若利剑长戈”、王羲之的“或如虫食木叶”、袁昂的“若飞鸿戏海”，现代书评家如康有为受此影响。但赞美是抒情，非认知。我认同一位古诗教师的方法：通过朗读和背景介绍让学生体会美，而非空泛赞美。书法虽伟大，但未达神化程度，历史上从未覆盖过半数书写人口。
作为纯粹书法素人，我无使命在身。面对普遍的造神与赞美，我反向而行。一是疑古，体现于上述观点；二是认知，探索书写到书法的演变。
作一真实但不完全恰当的比喻：我访寺庙从不烧香，进书法殿堂亦不“烧香”，但非拆台者。我热爱书法，但拒绝神化与赞美，认为这才是更有意义的参与方式。
二、史学研究中想象的正当性
任何研究都隐含方法，区别在于是否意识并说明。挑战成见、推导未载史实、阐述新道理，最好明示方法。我的方法有二：一是疑古，方法论见《五代九章》（2023）前言；二是想象，论述如下。
事实、逻辑与想象是史学三大要素。厘清事实是史学首要任务，逻辑是解析事实的主要工具，而想象的地位不亚于二者。
史学处理事实时，一是辨真伪，二是补短缺。
史书真伪并存，辨伪关键在多方印证。若无法实现，则依赖逻辑判断。例如卫宏称司马迁“下狱死”是孤证，但合乎逻辑：《报任安书》篇幅巨大，送入死囚手中必惊动武帝，司马迁完成巨著后求死合情合理。孤证加逻辑可成立。若事实不合逻辑，则难判定，因人类行为有非理性一面，但逻辑仍是重要工具，尤其在事实矛盾时，如案情侦破中动机推理。
事实短缺是史学常见难题，远古史尤甚。此时需借助想象，我称之为“逻辑可能性”，即在事实与逻辑约束下的合理推测。
人类被定义为“具有可能性的动物”，这源于理性与想象的结合。历史研究无法回避想象，民间历史自古充斥想象，司马迁和希罗多德亦融合考据与想象。现代史学应妥善处理想象，而非排斥。混同史实与想象是前现代做法，拒斥想象则成思想侏儒。妥善处理指充分掌握史实，并明确区分事实与想象。
“逻辑可能性”是人类智力的常见应用，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和刘慈欣的《三体》是科幻体现，昆德拉说小说探索生活可能性。史学想象的不同在于受史实限制。
具历史想象力的学者更珍视新史料，因知微小发现可颠覆或拓展推理。
本书涉及材料稀缺领域，需大量运用想象，故先作此解释与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