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杯，再干杯！为安逸生活举杯！
干杯，再干杯！为欢乐时光欢呼！
——巴伐利亚传统祝酒歌
盛宴：一种非颠覆性的集体欢庆
在文化研究领域，“狂欢”常与巴赫金的理论相关联，被视为暂时颠覆社会秩序、解构主流价值的时刻，充满肉体、笑声与滑稽元素，构成反秩序的乌托邦。政治隐喻、角色反串、等级颠倒以及对现实的讽刺，成为这一概念的核心。尤其在欧洲天主教文化中，狂欢节常与斋戒前的道德松弛、象征性越界和集体情绪释放紧密相连，如莱茵河地区的玫瑰星期一游行、意大利的Carnevale、法国尼斯的傀儡焚烧等。
但狂欢是否必须依附于颠覆与回归的二元结构？在德国南部的慕尼黑，我们看到了另一种模式：慕尼黑啤酒节。这一以啤酒闻名的全球盛事，缺乏讽刺、化妆或政治表演，却在两周内吸引数千万游客，其组织严密、秩序井然，共同体认同感强烈，远非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化狂欢”。
本文将慕尼黑啤酒节视为与“狂欢”并行的文化形态——“盛宴”。其内核是肯定性的，旨在秩序中构建共享体验的仪式化活动。若说科隆狂欢节是政治讽刺剧，慕尼黑啤酒节则更像精心编排的乐章，通过节律、服饰、饮酒与歌唱，重复演绎德国南部的文化叙事。正如人类学家迈克尔·迪特勒所言：“盛宴是国家偏爱的狂欢形式。”它不挑战权力，而是让人们在既定结构中体验“我们”的存在，回归节日最纯粹的快乐：吃喝欢聚。
啤酒节入口场景。来源：Paulaner官方Instagram
一、起源与结构：从王室婚礼到制度化庆典
与欧洲传统狂欢节不同，慕尼黑啤酒节并非源于宗教或民间讽刺传统，而是始于一场王室婚礼：1810年10月12日，巴伐利亚王储路德维希与特蕾莎公主在慕尼黑成婚，王室在南郊草地举办赛马等公共庆典，这片草地后称“特蕾莎草地”，至今仍是啤酒节举办地。
路德维希与特蕾莎婚礼画像，弗朗茨贝格作于1818年。
这一节日自始便是自上而下的共享。次年庆典被延续并初步制度化；19世纪中叶，慕尼黑本地啤酒商与地方政府接手组织，啤酒节走向产业化、世俗化与国家支持的道路。相比之下，传统狂欢节以“结构暂时失效”为核心：等级反转、权威嘲弄、秩序悬置。巴赫金称此为“狂欢化”，即通过戏仿与颠倒，间接批判权力结构。
慕尼黑啤酒节不嘲讽君主，无面具化妆，无象征性释放。参与者身着传统服饰，有序进入官方帐篷，按编号就座，在服务生端上的一升啤酒前齐声合唱。秩序未被取消，反被仪式化强化。人类学家将“盛宴”与“狂欢”区分，盛宴指周期性肯定与结构性分享，而非暂时放纵。迪特勒强调，盛宴是权力的确认与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啤酒节因而成为德国社会结构的一部分。
节日时间安排蕴含农业逻辑。虽名“十月节”，但多在九月中下旬举办，避开寒冷深秋，恰逢农收后冬储前的空档，是劳动者共享成果的“安全窗口”。啤酒节非象征性末日狂欢，而是实质性劳作奖赏，不承担宗教或政治使命。每年九月，特蕾莎草地搭起十四座巨型帐篷，如城市彩色呼吸器。主帐篷如Hofbräu、Paulaner等可容数千至万人；外设餐饮摊与游乐设施，但非主角；中央乐队台每十五分钟奏响《干杯曲》，引导全场欢呼，音乐仅为节奏中介。无复杂仪式，人们穿传统服饰非为扮演，而为融入情绪。
啤酒开启仪式。来源：Placestobe_munich官方Instagram
节日无祈祷或圣人主角，无必看项目，唯有一动作：喝酒。欢笑为背景，拥挤为常态，醉意为日常，核心目标纯粹：举杯畅饮，忘却烦忧。情绪结构非神圣与亵渎的震荡，而是结构性放松。流程重复、节奏清晰，混乱被替换为“被允许的愉悦”，确认“我们”的身份。啤酒节非德国文化插曲，而是其严谨性格的对称面——从“婚礼”始，以“延续”终，是结构赋予的共同体修复仪式。
二、感性与秩序：德国浪漫主义的节日呈现
浪漫主义常关联巴黎，实则源于德国。刻板印象中，德国人代表规训、克制与效率，但啤酒节上万人有序欢庆的景象，非“非德意志时刻”，而是德国精神的表达。这种欢愉是理性管理下的节制释放，是文化传统中的“感性安全结构”。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哲人视节日为精神提升机制。席勒在《美育书简》中指出，节日是社会游戏形式，让人在群体中获完整感。慕尼黑啤酒节是此理念的实践：具浪漫主义感性（音乐、美食、服饰），又含古典主义结构（节律、分区、安全系统）。德国浪漫主义强调自然、民俗与地方感，如诺瓦利斯、格林兄弟所诉，民族灵魂存于歌谣、节日等文化形态中。节日中，感性非对抗理性，而是民族情绪的载体。文化批评家乌特·弗雷弗特认为，德国人惧不加控的感情，故建节日剧场容情绪流动。
这种机制解释德国文化对节日的重视。从浪漫派到黑格尔、托马斯·曼，节日是补偿性场所，予讲求法则的民族以温柔出口。啤酒节故非德国理性的缺口，而是其文化心理的外显，呼应浪漫主义深层诉求：在节奏中重确认世界的可爱与可控。
三、纳粹时期与战后的啤酒节演变
尽管今日啤酒节强调去政治化，历史上曾被权力挪用。1923年希特勒在慕尼黑啤酒馆发动政变，纳粹上台后，啤酒节成“帝国节庆”，用于构建“人民领袖”形象。节庆的群众性被扭曲为集体臣服工具，乡土性被收编为民族象征。欢庆非人民表达，而成权力规训。
1945年德国战败，慕尼黑遭毁，盟军禁大型集会。1949年，市议会在废墟中办简化版啤酒节，无装饰、无演讲，去政治化。市政府清除纳粹元素，传统服饰“脱敏”，节庆场所开放平等，拒政治宣传。战后社会警惕节庆与权力联结，啤酒节被刻意“去政治化”——无政治演讲，无意识形态，花车仅展工艺与商业，即便危机中也避公开议题。此非懦弱，而是文化判断：还盛宴于人民，非帝国橱窗。
四、节日：人造的限时乌托邦
节日不必是革命或讽刺的，它可是戏剧化的感性世界，如苏珊·桑塔格论“坎普”所言：坎普是享受与欣赏，非评判。其本质是建构感性世界，不求真理，而重风格。啤酒节正是坎普式乌托邦装置。
此装置中，一切人造却迷人：传统服饰为“民俗制服”，音乐重复却成干杯节拍器，啤酒杯是符号道具。举杯动作为标准化表演。这非生活片段，而是生活剧场，是同意的幻觉，是现实缓冲器。无政治争论，唯“扮演机制”。面具非遮蔽真实，而是集体中介。
桑塔格指坎普核心在形式感。啤酒节是形式感乌托邦：不鼓励行动，而让人在节奏中被包含。其目的在构造可共享的感官现实。对现代德国，此形式提供悖论出口：避政治批判，却创公共性。万人同空间、同旋律、同动作，形式统一带来存在感。对中国读者，此乌托邦或更亲切——在高压社会中，渴望情绪安全地带。啤酒节机制的非意识形态性是其魅力，今日已无宗教或历史核心，唯剩吃喝主题。桑塔格写：“坎普标志是无节制精神。”节日意义在“被安排的非必要性”中实现文化情绪循环。
今年特蕾莎草坪全景。来源：Paulaner官方Instagram
尾声：公共文化的温和启示
节日常被视为例外状态，但迪特勒认为，社会如何设定节日是生产关系的延伸。盛宴非反生产，而是组织化社会能量机制，虽耗资源，却整合身份、动员社会、消解孤立。在碎片化数字时代，此类节日更显珍贵。
今日公共文化常驱以愤怒，短促激烈。啤酒节则展老派智慧：不争表达权，而为情绪提供结构，为社会性供缓冲。其力量在不撕裂公共形式，不以愤怒为燃料，让万人不议“意见”而达“共同”。节日不激进，却以形式回归彼此。
我们或需此类纯粹节日，还核心于吃喝。节日提醒：社会可被节奏化，人可温和相处，共同体可借低烈度形式维系。尽管啤酒节伴酒精风险，参与者仍应节制，免生意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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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tag, Susan. “Notes on ‘Camp’.” In Penguin Modern: Notes on Camp.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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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piegel.de/geschichte/braune-wiesn-wie-hitler-das-oktoberfest-stahl-a-9479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