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牵头组织国内顶尖学者力量，精心编纂完成《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该书已同步推出中、英文两个版本，面向全球发行，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史学界在二战史研究领域的最新学术成果与独特见解。这部著作缘何被称为“新编”？其创新点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针对这些核心议题，澎湃新闻独家专访了该书的编纂团队核心成员。
《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文版
《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英文版
中国视角重塑二战叙事：打破“西方中心论”
《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编纂汇聚了中国二战史研究领域的集体智慧。本书顾问团队由国内世界史及二战史领域的数位泰斗级专家构成，三十余位核心作者分别来自中国历史研究院、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十余所国内顶尖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均为当前二战史研究领域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谈及“新”声之“新”，其核心要义在于对长期占据国际二战史研究主流的“西方中心论”进行系统性反思与修正。这种论调往往过度渲染西欧战场的历史作用，而对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苏德战场及贡献卓著的中国战场的历史功绩轻描淡写，甚至刻意忽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王超华研究员在接受采访时，便援引了一个典型案例加以说明。
“英国著名战略学家、二战史权威利德尔·哈特于冷战时期（1970年）所著的一部二战史著作，曾长期被西方学界奉为圭臬。该书用大量笔墨详述欧洲战场及北非地中海战场，对苏德战场的论述篇幅有限，关于中国战场的内容更是寥寥无几。即便在涉及苏德战场时，作者也过分强调德军后勤补给等客观困境，而低估了苏军战略反攻的主观能动性。这种失衡的叙事模式在当今许多西方二战史著作中依然存在，它们常常否认东方主战场、苏德战场及各国抵抗运动的重要性与历史贡献，甚至出现淡化、美化侵略战争的倾向，这不仅扭曲了历史真相，更助长了历史虚无主义、历史修正主义乃至新法西斯主义史观的滋生与蔓延。”
正是基于此，《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通过广泛搜集并运用英、德、意、俄、日等多语种原始史料，结合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与内容编排方式，对西方传统二战史叙事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纠偏，力求客观、公正地展现各参战国的历史贡献，构建一个符合历史真相的全球二战认知体系。王超华研究员指出，相较于传统叙事，《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新”意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维度：
（1）凸显中国战场核心地位：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视野下进行深入考察，深刻阐释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开辟历程。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书中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以及人民战争所蕴含的磅礴伟力。
（2）客观评价苏联历史功绩：作为二战欧洲主战场，苏联是抵抗德国纳粹主义侵略的中流砥柱。苏联红军的英勇奋战，彻底粉碎了纳粹侵略者的称霸野心，解放了被德国法西斯奴役的各国人民，谱写了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壮丽史诗。
（3）深化反法西斯盟国外交与战略协同研究：本书第十章系统梳理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历程，第十三章则详细阐述了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等关键国际会议的深远影响。在战略协同层面，《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特别强调了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对盟军东南亚战略行动的有力配合，以及美英盟军诺曼底登陆与苏联红军对德国形成的东西夹击之势。
（4）系统揭露法西斯暴行本质专设第九章深入剖析法西斯“新秩序”的侵略本质及其在战争期间犯下的反人类滔天罪行。德意日法西斯实施的种族灭绝大屠杀、惨无人道的活体实验与性暴力、大规模财物掠夺和强制劳役等罪恶行径，彻底暴露了法西斯主义反人类、反文明的狰狞面目。
（5）全面呈现全球反法西斯图景：大幅加强对欧亚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抵抗运动、非洲、美洲和大洋洲人民对反法西斯斗争的支援行动，以及反法西斯盟国之间的战略协作与相互支持等内容的叙述，力求完整还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宏大历史全貌。
（6）深刻阐释战后审判历史意义：详细论述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战争罪犯的正义审判及其深远历史意义。这两场世纪大审判将战犯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其正义性、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不容置疑，更不容挑战。
全球史视野下的二战研究：学术前沿与中国贡献
《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不仅是中国二战史学界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也敏锐捕捉并积极回应了国际二战史研究的前沿趋势与学术转向。
近十年来，国际二战史学界呈现出显著的“全球史整合”趋势。在此背景下，已有部分具有前瞻性的国际学者开始将中国抗战置于全球反法西斯战争的宏观框架下进行重新审视与研究，其中以方德万、拉纳·米特等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
8月18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拉纳・米特应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高端论坛第五讲”发表主旨演讲，题为“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抗日战争研究的新路径：对历史叙事与编纂的反思”。他在演讲中坦言，中国抗战在西方学界长期处于边缘化地位，其主要原因包括西方军队未直接参与中国战场作战、中日语史料的语言壁垒以及战后相关档案的获取难度等。但他同时也指出，近年来英语学界对中国抗战史的关注度已出现显著提升。
《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系统吸纳了近十余年来国内外学界在二战史研究领域取得的一系列重要突破性成果，其中关于二战起始时间的界定问题尤为凸显。就此，王超华研究员进行了详细阐述：
传统观点普遍将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起点。然而，随着中国战场历史地位的日益受到重视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以全球史为代表的新研究范式的兴起，这种带有明显“西方中心论”烙印的观点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十余年前，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方德万即已提出，中国抗战所遭遇的苦难、创伤以及所做出的牺牲，与其他战场相比具有独特性，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二战的历史分期。他认为，若从亚太地区视角出发，二战的起点应追溯至1937年7月的卢沟桥事变。拉纳·米特也持类似观点，他主张将卢沟桥事变作为二战的起点，因为自彼时起，东方战场已然开辟，并对全球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强调，中国是第一个遭受轴心国大规模侵略的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独立坚持抗战，苦苦支撑，极大地消耗了日本的战争潜力，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中国战场的这种重要角色和巨大作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未能得到西方学界应有的关注和重视。
“1937年卢沟桥事变起点说”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但中国学界普遍认为，日本侵华战争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应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国内多部重要学术著作，如胡德坤、罗志刚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纲》（200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的5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2015年）等，均采纳了这一观点。2017年，“十四年抗战”的历史观被正式写入中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进一步明确了1931年作为中国抗战起点的历史定位。
随着全球史研究的蓬勃兴起，西方二战史著述中亦涌现出一批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同样将“九一八事变”视为二战的起点。2019年，安德鲁•布坎南所著《全球视野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指出，二战既是全球相互联系的一个关键节点，也是20世纪中叶全球性动荡的集中爆发，或可视为一系列相互交织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总和。它并非一场界限分明的单一战争，不应被机械地限定在1939—1945年的时间框架内。二战的爆发，实则源于日本自1931年起在中国及东南亚地区发动的侵略战争，并由此逐步升级扩大。2022年，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教授理查德•奥弗里出版的《二战新史：鲜血与废墟中的世界：1931-1945》，亦将二战的起点明确界定为1931年。他认为，二战应被理解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事件，中欧、地中海地区、中东以及东亚的区域性动荡共同催生了这场全球性危机。从全球视野审视，九一八事变标志着在世界经济大危机的背景下，日本企图通过武力手段建立新的殖民帝国和经济秩序，预示着新的帝国主义侵略时代的开端。亚洲战场的战事及其最终结果，对于塑造战后世界格局的重要性，不亚于在欧洲战场击败纳粹德国，甚至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
从历史事实出发，九一八事变无疑是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企图征服世界的起点。中国人民自此在白山黑水间奋起反抗，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同时也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理应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基于此，《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在第三章中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证了“1931年起点说”。
除此之外，该书还广泛吸收了国内外学界关于战争记忆、战后国际秩序构建、绥靖政策教训、法西斯主义批判等诸多前沿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新时代二战史研究的时代使命
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秩序面临深刻调整与重塑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学者集体编撰这样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二战史著作，其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尤为凸显。对此，王超华研究员阐述了他的深刻见解。
“错误的二战史观已导致国际社会对二战历史的认知产生了诸多严重偏差。其中最为危险的是，某些势力公然美化甚至否认侵略历史，这不仅严重伤害了受害国人民的情感，更对来之不易的战后国际秩序与和平理念构成了潜在威胁。”因此，《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始终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严格依据翔实准确的史料，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得出科学结论，用铁一般的事实批驳各种歪曲历史、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的错误言论。
“在内容架构上，本书并未止步于1945年战争结束，而是将叙事延伸至战后初期，客观还原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形成过程以及中国在其中所扮演的建设性角色。”《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从战后政治格局与经济秩序构建两个维度，全面探讨了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过程。中国在战后国际秩序中所获得的重要地位，并非外部势力的“恩赐”，而是中国人民通过英勇战斗和巨大牺牲换来的正义结果。
“此外，我们希望向世界传递的是，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我们开展二战史研究，并非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唤醒全人类对和平的共同向往与坚定坚守；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珍爱和平、维护和平，让世界各国人民永享和平安宁。因此，当前的二战史研究成果不仅应是对历史的回响，更应成为指引未来的镜鉴，成为培育和平理念的精神教科书。研究中应厚植人文情怀，更多关注战争阴霾下生命的坚韧与人性的光辉，努力唤醒人类命运与共的集体意识。”
《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用专门篇幅讲述了中苏、中美等盟国之间互帮互助的感人故事，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人民支援反法西斯斗争的动人篇章，以及中国人在海外参与反法西斯斗争的英勇事迹。书中还生动再现了白求恩、柯棣华等国际反法西斯战士投身中国抗战的无私奉献，拉贝、辛德贝格、魏特林等国际友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千方百计保护中国平民的义举，何凤山博士冒着巨大风险拯救犹太人的人道主义光辉，以及中国军民奋不顾身救助在“杜立特空袭”后在中国境内弃机跳伞的美国飞行员等真实历史片段。王超华研究员表示，讲述这些故事的目的在于，通过这些真实、客观、全面且充满人文温度的历史叙事，充分彰显中国人民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积极姿态，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让和平的信念代代相传，为世界的持久稳定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