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圆满落幕。来自全球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深度交流二战史研究的最新进展，共同致力于突破传统"西方中心论"的叙事框架，以全球化视野重构二战历史图景，让那些曾被遮蔽的历史真相得以呈现。值此学术盛会，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联合武汉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所，围绕"全球视野下的二战叙事与中国抗战"主题，对参会的国际知名学者展开系列专访，探寻他们的研究心得及对中国抗战历史地位的独到见解。
本期专访嘉宾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系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历史系资深教授，二战史研究领域权威学者。
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
能否分享您的二战史研究历程是如何开启的？
理查德·奥弗里：我对二战史的研究始于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当时聚焦德国战争经济中的飞机生产课题。随着研究深入，我逐渐将关注点扩展到二战空中力量的战略影响，研究领域也随之不断拓宽。虽然我的父母亲历过二战，成长过程中常听他们讲述战争往事，但这并非我选择该研究方向的决定性因素。
当前英国二战史研究呈现怎样的发展态势？
理查德·奥弗里：在英国学术界，二战史研究始终占据重要地位。书店中二战主题的通俗读物与学术专著琳琅满目，新书每月持续问世。公众尤其偏好聚焦特定战役、历史人物或专题的深度研究著作，而非泛泛而谈的通史类作品。尽管学术研究成果丰硕，众多学者深耕于二战史各细分领域，但对公众认知的直接影响力相对有限。近期值得关注的学术成果包括拉纳·米特（Rana Mitter）关于中国抗战史的研究，其成果对重塑二战认知具有里程碑意义；另一位波兰裔英国历史学家哈利克·科尚斯基（Halik Kochanska）关于欧洲抵抗运动的研究也颇具分量。回顾我学术生涯起步阶段，当时二战史研究文献极为匮乏，多数档案馆尚未开放。如今最大的转变在于，全球多数档案馆已向研究者开放，历史学家得以直接利用原始档案开展研究，而非局限于已出版文献和回忆录。尽管如此，西方学者在获取俄罗斯与日本的原始档案资料时仍面临诸多挑战。
您撰写《二战新史》（Blood and Ruins）的初衷是什么？
理查德·奥弗里：撰写一部二战通史是我长期以来的学术规划，但现有研究文献中仍存在诸多待填补的空白。《二战新史》创作之际，已积累了海量专业文献，写作过程中更有新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对我影响最为深远的是近年来兴起的全球帝国史研究浪潮，它为理解近两个世纪的历史提供了全新的全球视角。我旨在创作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视角二战史，突破传统欧洲中心叙事框架，以帝国主义批判视角重新诠释这场战争。
《二战新史》
我的研究结论强调1945年作为历史转折点的重大意义，它标志着人类社会从长达四个世纪的暴力帝国主义时代迈向民族国家主导的新纪元。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亚洲战场的战略地位与欧洲、美洲战场同等重要，理应获得同等重视。
值得关注的是，过去十年间，二战史国际研究已成为学术增长热点，研究范围涵盖战前背景、战时进程及战后影响等各个维度。当前学术界对二战的研究已突破单纯军事冲突范畴，拓展到文化史、经济史、性别史、国内冲突等多元视角，其全球性特征得到充分认知与融合。当然，如何将这些丰富的学术成果浓缩为一部通史著作，仍是巨大挑战。我的研究实践表明这一目标具有可行性，但随着新学术成果的爆炸式增长，单卷本通史的局限性将日益凸显。
您如何评价中国抗战在二战全局中的战略地位？
理查德·奥弗里：我长期关注中日战争进程，早在1987年就出版过相关主题的教材，从全球视角解析二战起源中的中日冲突，该书现已更新至第五版。当前公众对亚洲战场的认知仍显不足，即便对英国士兵参与的缅甸战役也知之甚少。但学术界对亚洲战场的研究兴趣持续升温，过去20年间涌现多部重要英文专著，为二战史研究提供了更具全球性的分析框架与跨国研究视角。尽管中国抗战在大学教学中尚未得到充分体现，但随着现代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作为中国崛起历史起点的1930-1940年代战争史，必将引发学界更广泛关注。
中国抗日战争不仅对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更对1930年代"新帝国主义"扩张浪潮形成了有力挑战。若中国当时放弃抵抗，日本将主导亚洲新格局，世界历史进程可能彻底改写。事实上，中国战场的持久抗战消耗了日本大量战略资源，直接促使日本做出攻击美国及英属殖民地的战略决策。这一决策对日本而言是灾难性的，使其陷入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的两线作战困境，这一战略失误在现有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阐释。由于语言障碍，我目前主要依赖英译文献开展研究，这类资料仍较为有限。我期待深入了解中国学者关于国内战场、国共两党游击战术的研究成果，以及蒋介石政权的警察体系运作及其历史影响。
国际学界是否存在忽视中国抗战与苏联抗德战争历史贡献的现象？
理查德·奥弗里：近年来，学术界已普遍认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历史地位，尽管部分通俗历史著作仍存在认知偏差。关于苏联抗德战争的评价则更多受到政治立场影响，部分学者强调美国的战争贡献，另一些则更重视苏联战场的决定性作用。我的研究认为，苏联在欧洲陆上战场对击败德国发挥了关键作用，而美英盟军则主导了海上与空中战场，两者形成战略互补。至于中国抗战，要全面评估其历史贡献，仍需加强亚洲战场的史料挖掘与研究深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撰的《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英文版的出版，将为西方学界提供重要参考，有助于纠正传统认知偏差。
《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英文版
您如何看待二战史研究领域的中外学术交流现状？
理查德·奥弗里：当前中国学者的二战史研究成果尚未充分融入国际学术话语体系，语言障碍固然是主要原因，但并非不可逾越的鸿沟，特别是人工智能翻译技术的发展为学术交流提供了新可能。我期待看到更多基于中国视角的战役史、围城战研究；深入分析中国战时经济体系与军工生产的学术成果也尤为迫切，因为国际学界至今对中国军队在装备匮乏条件下坚持长期抗战的具体机制仍缺乏深入了解。推动二战史研究的中西合作，需要建立常态化学术交流机制，促进中外学者定期对话、共享研究成果，并开展实质性合作研究项目。
在您看来，二战史研究对当代社会具有哪些现实意义？
理查德·奥弗里：二战史研究本身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其重要性不仅体现在现实借鉴意义上。作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伤亡最惨重的军事冲突，二战将永远是史学研究的核心课题。当前学界存在一种倾向，试图从二战历史中提炼"经验教训"指导现实政策，但这种"历史教训"往往具有误导性。当今全球面临的不确定性源于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截然不同的结构性压力与挑战，简单的历史类比只会加剧对新世界大战的不必要恐慌，催生军备竞赛与国家安全焦虑的恶性循环，这在我看来是不可取的。与其渲染战争风险，不如致力于缓解国际紧张局势、加强多边合作、避免暴力冲突，尽管这未必能完全阻止未来战争的发生。乌克兰危机与加沙冲突的持续，正凸显了和平的脆弱性。我目前暂无新的二战史研究计划，但近期著作《战争为何发生》（Why War？）使我得以超越具体战争史研究，探讨战争现象的深层历史根源。
《战争为何发生》（ Why War？）
您认为中国在二战中扮演的核心角色体现在哪些方面？
理查德·奥弗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中国不仅在1912年前成功抵御了欧美殖民扩张，更在日本帝国主义扩张时期成为亚洲反殖民斗争的中流砥柱，其抵抗运动直接加速了传统帝国主义体系的瓦解。中国在终结全球殖民体系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应当获得国际学界的充分认识与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