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布蒙眼埋雷训练，从晨光熹微练到暮色四合……”
2015年，在河北阜平和山东海阳的抗战遗址寻访中，92岁的郑作仁老人谈起地雷战时，浑浊的双眼骤然亮起。这位曾罹患脑萎缩、半身不遂的抗日老民兵，记忆仿佛穿越时空屏障，颤抖的手指在纸上勾勒出地雷构造与埋设图谱。尽管线条扭曲难辨，但那些关乎“铁西瓜”的烽火记忆，在岁月长河中愈发清晰。
同样令人动容的是山东海阳90岁的孙纯秀，这位精神矍铄的老民兵提起炸鬼子的场景，眼角笑纹里满是自豪：“那爆炸声就是胜利的号角，咱的‘铁西瓜’又在鬼子脚下开花啦！”
作为华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地雷战模范区，阜平与海阳的民兵们用智慧与勇气谱写了敌后抗战的壮丽篇章。两位亲历者的口述史，如同泛黄胶片中的珍贵画面，重现了那段全民皆兵、土法抗敌的峥嵘岁月。
边区军工体系：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武器革命
1938年春，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力邀清华学子熊大缜组建军工团队。这位后来的军区供给部长创建的技术研究社，成功攻克烈性炸药配方，将冀中炸药厂发展为拥有2000余名工匠的综合性兵工厂。据史料记载，该厂不仅实现地雷、手榴弹的批量生产，其编撰的《爆炸武器制造规范》更成为各根据地的技术范本。
吕正操在回忆录中特别提及：“熊大缜同志通过多方渠道筹措的电台器材与军工设备，使冀中部队实现通讯现代化；其主导研制的硝酸铵炸药，威力较传统黑火药提升十倍，有效摧毁日军装甲车辆。”这种技术突破为敌后游击战提供了物质基础。
与此同时，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军工建设亦如火如荼。1939年，山东纵队兵工总厂技术员石成玉改良手榴弹引信，成功研制10公斤级拉发地雷。到1941年，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年度产雷量突破万枚，仍供不应求。时任军工部长刘鼎提出的“分散生产、技术下沉”策略，催生了“主力部队造炮弹、军分区制炸弹、县区产地雷”的三级军工体系，太行山根据地由此掀起“家家有模具，户户能制雷”的生产热潮。
晋察冀军区兵工厂生产的大量地雷
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号召，将地雷战推向高潮。文中强调：“需使每个村落成为堡垒，每片田野化作战场，用地雷阵粉碎敌寇‘扫荡’。”这种全民动员令下，华北根据地涌现出300余名民兵爆炸英雄，形成独特的“地雷文化”现象。
民兵特质：亦农亦兵的特殊武装形态，实现生产与战斗的动态平衡；地雷特性：非接触性防御武器，通过心理威慑与物理杀伤双重作用，成为游击战的理想装备。
在晋察冀边区留存的《爆炸战术教程》中，系统阐述了地雷战的战略价值：“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杀伤，用隐蔽作战保存有生力量，此乃民兵保卫家园之最优选择。”
这份现存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珍贵文献，详细记载7大类32种地雷战术，包括地形选择、伪装技巧、雷阵配置等实战方案。其中“三角雷组”“梅花雷阵”等图示，至今仍具军事研究价值。
民间智慧的创造性转化：从制式武器到“土法神器”
当制式铁雷遭遇日军探雷器时，根据地军民展开了一场“技术反制竞赛”。山东海阳民兵赵守福首创的“石雷工艺”，将花岗岩凿制成中空弹体，以硝石、硫磺、木炭按6:2:2比例配置土炸药，成本仅为铁雷的十分之一。这种就地取材的创举，使“村村有雷场，户户备石雷”成为现实。
更令人称奇的是触发装置的革新：马尾绊线取代金属丝，发丝引信实现精准引爆，“头发丝雷”“麻雀雷”等民间发明层出不穷。孙纯秀老人回忆：“有次鬼子骑兵队过境，马蹄刚碰着马尾线，整队人马就飞上了天。”
把地雷埋在日军必经的小道上
面对日军排雷战术升级，民兵们开发出“真假雷阵”“子母连环雷”“仙人脱衣雷”等20余种战术雷。其中“前踏后发雷”的设计堪称经典：触发装置与爆炸体分设两地，百姓通过安全区后，埋伏民兵拉动引线，使追击日军陷入雷区。阜平民兵创造的“硫酸瓶化学雷”，利用倾斜触发原理，成为对付坦克的简易反坦克武器。
这种全民参与的创造热情，形成独特的军工生产图景。据《晋察冀边区社会史》记载：青年男子负责矿石开采与钢铁锻造，老年妇女碾制火药，孩童参与引信组装，就连寺庙僧人也加入熔铜制模行列。这种“劳武结合”的生产模式，使1943年北岳区地雷产量突破50万枚，真正实现“地雷化游击区”战略构想。
本文节选自《大战场：敌后抗战田野调查笔记》（余戈等 著，天地出版社 | 天喜文化，2025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