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16年（大正五年）12月9日，日本近代文学巨匠夏目漱石因胃溃疡病逝，享年49岁。在漱石山房举行的系列悼念活动期间，26位文学界与学术界代表于次年1月9日召开会议，决议由岩波书店承担《漱石全集》出版重任。根据江口涣《我的文学半生记》记载，此次会议确定了编辑团队构成，采用漱石生前为《心》设计的装帧图案，并委托狩野亨吉题写书名与扉页。荒正人《漱石研究年表》详细记录了参会者名单，包括安倍能成、久米正雄、和辻哲郎等知名学者与作家。
1916年12月9日，漱石遗照；按照欧洲习俗，弟子们留下了漱石死后的面容石膏拓本
漱石生前作品出版呈现阶段性分布：春阳堂刊行《虞美人草》等早期著作（共8册），大仓书店负责《我是猫》三部曲等中期作品（3册，部分与服部书店联合出版），岩波书店则出版《心》《玻璃门内》等晚期代表作（2册）。新潮社曾推出选集《色鸟》，由创办人佐藤义亮亲自编选，漱石曾向岩波茂雄提及此事，引发后者"此类编选我亦能为之"的创作冲动，显示漱石作品在当时已具备持续再版的文化价值。
相较于明治时期创立的春阳堂、大仓书店，1913年8月由前教师岩波茂雄在神保町创办的岩波书店尚属新兴势力。漱石为规避多家出版社的约稿烦扰，同时实现"完全符合自我意志的出版"构想，选择与寻求转型的岩波书店合作《心》的出版。这次合作成为岩波书店从旧书店向专业出版社转型的关键契机，其文化品牌形象由此确立；对漱石而言，则实现了创作主权的完全掌控。《心》的出版采用自费模式，所有成本由漱石承担，双方约定销售收入分成，这种创新合作模式为后续《玻璃门内》《道草》的出版奠定基础。
竹内洋在《教养主义的没落》中指出，漱石与岩波的关系超越单纯商业合作，存在广义上的师生渊源。1903-1907年间漱石在第一高等学校及东京帝大任教期间，岩波作为东大哲学科选科生，曾受教于漱石门下。这种学术渊源使岩波得以通过安倍能成引荐，加入漱石山房"木曜会"核心圈层。据记载，岩波曾恳请漱石题写书店招牌，因迟迟未获回应，竟潜入漱石书斋取走题字制成看板。此事非但未引发不快，反而因岩波"率直行动中展现的真诚"获得漱石赏识，这段轶事成为两人深厚信任关系的见证。
安倍能成与《岩波茂雄传》
1914年8月，岩波再次登门恳请出版《心》时，漱石已成为文坛巨匠，多家知名出版社竞相争取出版权。漱石最终选择岩波，除师生情谊外，更看重自费出版模式下的创作自主权——可自主决定装帧设计并获得更高收益分成。这段合作被安倍能成在《岩波茂雄传》中称为"日本出版史上最具革命性的作者主导型合作"。
二
创业初期的岩波书店面临严峻资金压力，多次向漱石寻求财务支持。漱石妻子夏目镜子在回忆录《我的先生夏目漱石》中记录了典型案例：
有一次岩波来找漱石，好像在谈论什么。岩波走后，漱石突然把我叫到书斋，没头没脑地跟我说：你拿出三千块钱的股票借给岩波吧。听得我一头雾水，不明就里，只好开口问：“请问要股票是派什么用场呢？”漱石答：“行了！要跟你说得那么明白，太费口舌。”“那可不行！”我说，“必须先问问清楚。”如此，他才跟我说明事情原委。
夏目镜子
《我的先生夏目漱石》
镜子所述"大图书馆订购项目"，经考证为1914年末岩波书店承接的台湾图书馆一万日元图书采购案。当时台湾图书馆馆长太田为三郎（前帝国图书馆司书长）在与日比谷图书馆馆长今泽慈海商议后，突破常规招标程序，指定岩波书店为供应商。岩波以低于市价两成的报价完成采购，其专业能力与成本控制水平震惊业界。这笔当时堪称巨额的订单导致岩波资金周转困难，遂向漱石求援。值得注意的是，漱石最初拒绝收取借款凭证，后在镜子坚持下才形成正式借款文契，展现出对岩波的绝对信任。
因为这些原因，在了解清楚岩波借钱的具体事由之后，我将家里的股票拿了出来，当着岩波的面，认真地说：“借钱没问题，但这三千块钱，对我家来说是个大数目。漱石和岩波先生作为当人，或者双方都认可的话，当然没问题。但是人和人之间难保以后不会发生什么事，到了那个时候，万一出现什么不愉快的事，大家都会难办。所以，最好委托第三方做见证，彼此签个借款合同。”岩波听了我这番话，一脸的惊讶，大概觉得我这么做有些出乎意料。而对于这些事，一向漫不经心的漱石，看到我如此郑重其事，可能心里也感觉过意不去。他当即对岩波说:“并不是对你有什么怀疑，她话都说出口了，要求签合同，那就签好了。”接下来，岩波在办理好相关手续后，我便将股票交给了他。……因为有了这个先例，后来再有大笔订单，需要周转资金的时候，岩波会再来找我们，说明缘由后，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借钱给他。
三
1914年9月出版的《心》标志着漱石创作理念与出版实践的完美结合。这部作品采用漱石亲自设计的全套装帧方案，从函套、封面到扉页题字均由其构思绘制，木版雕刻委托伊上凡骨完成，校对工作则由岩波茂雄负责。漱石在序文中特别致谢："从函套、封面、环衬、扉页至版权页的纹饰题字、朱印、刊印，皆由本人构思绘制。"这种全方位创作主权的掌控，在日本出版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心》是自大正三年四月至八月连载于《东京・大阪朝日新闻》的小说。当时曾向读者预告将汇集数篇短篇小说冠以《心》之题名。然在撰写首篇《先生的遗书》过程中，发现未能如预期般速成，遂决定仅将此篇独立成册出版。但此《先生的遗书》本身即由三篇既独立又紧密关联的姊妹篇构成，故将其分为《先生与我》、《两亲与我》、《先生与遗书》三部分，整体冠以《心》之标题亦无不妥，因而保留原题。
装帧之事素来委托专业人士，此番忽起动机自行尝试，遂成此与报载时相异之貌。从函套、封面、环衬、扉页至版权页的纹饰题字、朱印、刊印，皆由本人构思绘制。木版雕刻烦劳伊上凡骨氏，校对则承蒙岩波茂雄君协助。谨此致谢二位厚谊。
大正三年九月
夏目漱石
十重田裕一通过对漱石书信的考证发现，《心》的装帧设计经历反复推敲。1914年8月9日漱石致桥口贡信中提及："此番小说函套、封面、环衬、扉页等一切设计皆由我亲力亲为，其中封面纹样即应用此拓本。"此处"拓本"指桥口贡赠送的周朝石鼓文拓片，被漱石创新性地应用为封面底纹。8月24日致岩波信中特别指示环衬背面钤印"Ars longa, vita brevis"（艺术恒久，人生短暂）拉丁文朱印；8月31日信件则详细规范版权页"朱字精细排布"格式，要求参照《我是猫》版权页样式。这些细节展现漱石将书籍视为"立体艺术作品"的出版理念。
岩波书店《心》初版
镜子在回忆录中生动记录了漱石与岩波在出版理念上的碰撞：岩波坚持"不计成本追求最美书籍"的理想主义，漱石则主张"各环节差异化投入"的务实方案。这种创作与商业的辩证关系，反而成为两人合作的独特模式。漱石指出："如果封面用好纸，内文纸可以次之，内文纸用好纸，函套又可以稍微节俭一点，这样各方面多花点功夫，也是可以做出一本好书的。如果不计成本，完全不考虑书也是一种销售物品，结果岂不是大家都赚不到钱？"尽管屡遭规劝，岩波仍在后续出版物中坚持美学优先原则，1918年复刻版歌川广重《广重画保永堂板东海道五十三次》定价高达38日元，正冈子规《仰卧漫录》复刻本定价12日元，均远超当时市场标准。
1917年1月26日，漱石逝世半个月后，岩波书店推出其遗著《明暗》。这部748页的精装巨著定价2日元50钱，发售当日岩波书店留下珍贵影像记录：门口悬挂"漱石先生绝笔《明暗》本日发售"墨笔招牌，店内陈列约300册初版本，岩波茂雄与十余名店员、学徒的合影成为日本出版史的经典瞬间。此照片现藏于岩波书店档案库，见证着出版社对作家遗产的郑重传承。
1912年，漱石于明治天皇驾崩时的留影，左手戴黑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