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的赵晴在看到"14岁女生离职后遭MCN机构索赔1.7万元"的新闻后彻夜难眠，两人曾在同一家涉事公司担任主播，都签署了后来被网友称为"卖身契"的合作协议。那个夜晚，她反复计算着自己需要端多少盘子、扎多少袋塑料花才能凑齐这笔赔偿款。
赵晴的经历并非个案，在她背后是一群来自农村、面临家庭与校园困境的十四五岁少女。她们在懵懂中签下风险合同，进入城市写字楼的狭小隔间，换上远超年龄的性感服饰与成熟妆容，假扮成年人从事网络直播工作。
入职时承诺的高薪轻松工作很快化为泡影，女孩们每天要面对榜一大哥的言语骚扰、公司严苛的考核压力甚至刻意刁难。当这些未成年主播试图逃离时，才发现当初签署的合同可能让她们背负高额赔偿，甚至面临失信风险。
尽管国家及各大直播平台对未成年人直播牟利设有严格管控措施，但仍有MCN机构利用未成年人涉世未深、渴望成名的心理，以"高保底收入""流量扶持""快速成名""成为网红"等虚假承诺和短期利益为诱饵，诱导其签订不平等合作协议。部分未成年人因此深陷泥潭，难以脱身。
赵晴开启了她的直播生涯。一字肩上衣露出肩颈，裙摆坐下时仅垂至大腿根部，但评论区仍有人刷屏"再露一点"。厚重的美颜滤镜配合浓密假睫毛，让她一双大得略显突兀的纯黑色眼睛格外突出，赵晴用甜美的声音不断向屏幕那头喊着"哥哥"。
观众画像数据显示，直播间的主要受众是三十岁以上的中年男性。不断有人询问她的年龄，她回答"十八岁"后，仍有人持续质疑"看着更小"，这时她便选择沉默。从主播聊天时的不设防与稚气话语中，部分观众察觉到赵晴年龄较小，称呼她"小孩"，并要求她喊自己"大叔""老公"。
就在一周前，赵晴还是一名辍学在家的初中生。
一位未成年主播在公司直播间内工作。受访者供图
2025年6月中旬，济南某主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运营人员通过招聘平台联系赵晴："你想赚多少钱？来这里做主播能赚大钱。"正是这句承诺，让赵晴乘坐80多公里的车程，从济南市东北角的乡村来到这家位于暗灰色写字楼九层一角的主播公司。
为期三天的培训被赵晴评价为"荒唐可笑"。她回忆，主播唯一需要学会的就是如何留住直播间的"大哥们"：塑造"纯情小白花"人设，背诵聊天催礼物话术，与其他女主播连线PK，穿着更暴露的服装，接受惩罚表演热舞……为了教会女孩们直播技巧，老板甚至在群内发送"撩汉全攻略"。主播们还被反复叮嘱不要与男主播连麦，因为对方直播间多为无法转化的女粉丝；相反，要多与其他女主播连麦，"想办法抢走她们的大哥"。
真正以直播间为工作场地后，赵晴才体会到这个洗手间大小的正方体房间有多狭小。一张桌子、一把电竞椅，配上简陋背景板、衣架和几盏灯光，几个房间搭建出的场景无一例外都营造着女生卧室的日常氛围。根据合同要求，公司主播每月需保证27天以上直播，每天直播满6小时。
直播成绩最好的一天，赵晴收获了706个音浪，相当于70元的打赏收入。给她刷礼物的"大哥"不断提出新要求："穿性感点""侧面看看""约吗"……赵晴总是以沉默或无视回应这些请求，她也讨厌做惩罚时被要求跳热舞，于是改用蛙跳、蹲起代替。
这样的表现难以吸引新粉丝，直播间人气停滞不前。赵晴表示，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让运营满意，对方总是很凶地责骂我"。对流量变现的不满进一步升级，她称有一次老板直接闯进直播间，"用铁棍敲打我的椅子恐吓我"。
即使下播后，让赵晴感到"反感""不适"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新京报记者获取的工作群聊记录显示，老板和运营人员会对女主播发表低俗评价，甚至开"黄腔"……对于这些评论，女孩们虽集体表现出强烈反感，称其"满嘴污言秽语"，但由于老板和运营掌握绝对话语权，想到"胳膊拧不过大腿"，她们只能选择沉默。
工作之外，主播们还面临更恶劣的生活环境。她们居住在被隔断成多个房间的老小区居民房，女孩们觉得隐私"仿佛根本不存在"：每隔几天，老板就会进入宿舍查寝，拍摄屋内视频发送至工作群，将女孩的内衣、私人用品全部暴露，理由仅是"提醒注意用电安全"。一名不愿具名的未成年主播还指控，公司一名运营曾对其实施"动手动脚"的骚扰行为。
据媒体报道，一名14岁女生自称在该公司遭遇发烧被灌药强迫上班、被罚蹲着唱歌、被男老板拦腰抱起倒立等情况。对此，公司王姓负责人向新京报记者表示，这些内容过于片面，存在断章取义；强调上述行为是出于"管理好这群孩子"的目的，检查手机是为"保证内容合规"，查寝也是出于关心照料。对于可能存在的性骚扰行为，他则称公司此前已开除两名涉事工作人员。
刚接到工作邀约时，这份工作对赵晴而言充满诱惑。
对方开出的薪资仅保底就承诺有6000元，是饭店端盘子收入的两倍，更别提还有礼物打赏提成。她从运营处听到的承诺是"听我们的安排工作，最差每月也能挣一万多"。
在直播行业，类似话术几乎成为招聘通用模板。8月16日，新京报记者以从未从事过直播的17岁女生身份应聘，包括该公司在内的多家直播公司均抛出相同招聘话术："即使是毫无经验的新人，在我们的培养下也有第一个月挣两万多的案例。"
低门槛甚至零门槛的工作要求是另一决定因素，对于赵晴来说，这里愿意招聘像她这样的未成年人。面试过程异常轻松，对方既未对年龄提出异议，也未设置任何要求，仅是上下打量她几番，简单询问"之前是否做过类似工作"，便通知可以入职。
公司多位内部人员向新京报记者透露，公司现有场地约200平方米，日常有40名左右主播及数名运营人员。主播和运营分为早、中、晚三个班次，维持公司24小时运转。
被要求签合同那天，赵晴叫来了家里唯一能求助的人——爷爷的弟弟，她的小爷爷。小爷爷仅念过小学，被喊去代签知情合同，他"完全发蒙不懂怎么回事"，只知道孙女要去"和别人聊天、表演才艺"。
签下同一份合同的还有17岁的李小丽和王畅畅。其中，没有家人陪同的王畅畅被要求自行在监护人处签字，"他们告诉我可以自己代签"。
三人都被公司叮嘱，账号实名信息要"使用父母或家里成年人的"。公司王姓负责人向新京报记者承认，为在平台正常开播，公司会让未成年主播使用成年人身份信息进行实名认证，以规避平台"年满十六周岁才能提供网络直播发布者账号注册服务"的规定。
三人中年龄最大的李小丽隐约觉得合同存在不利条款，"本想拍照留存，但运营盯得很紧，最终没敢"。她们最终都没有拿到本该双方各执一份的合同原件。
涉事公司与未成年主播签订的《独家合作协议书》。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记者获取的该公司《独家合作协议书》显示（三人确认内容属实），协议写明"乙方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个人"，"甲方不向乙方承担任何雇主或用人单位性质的责任"，合作期限为五年。协议规定，若乙方存在与第三方进行类似合作、未经甲方允许擅自提取直播账号佣金、违反保密义务、不符合主播条件或其他违规行为，即构成违约，"甲方可要求乙方承担不低于50万元的违约责任"。
接受采访时，三人共同回忆起签合同时运营的口头承诺："没有违约金，不用赔钱，想走就走。"
但她们不知道的是，该公司曾多次起诉主播。公开信息显示，2021年该公司向一名未成年主播索赔超百万元，理由是对方无故停播后擅自在第三方平台直播，法院最终判决主播支付19万余元违约金；2024年底，该公司又对一名14岁主播提起民事诉讼，称其直播时存在不当行为导致账号永久封禁，造成公司被平台扣款，要求赔偿16941元。
对于起诉未成年主播的行为，公司王姓负责人回应新京报记者称，公司起诉主播均通过内部员工投票决定，"(她们)给公司带来了不良影响，我们(起诉)是为了整顿公司纪律"。
直到看到"14岁女生离职被MCN机构起诉索赔1.7万元"的新闻，以及评论区网友将此类合同称为"卖身契"，三个未成年女孩才意识到自己可能面临的风险。
半个月后，赵晴被老板开除，李小丽和王畅畅主动离职。李小丽和王畅畅分别收到90多元和100多元的结算收入，赵晴则表示"未从公司收到一分钱工资"。
对此，公司多名工作人员解释称，几人未达到合同约定的直播时长要求，因此无法获得保底收入。
赵晴注意到，公司内不仅未成年主播都是女孩，即使成年主播也均为女性，"从未见过男主播"。私下交流时，主播们惊讶地发现彼此有着相似经历：农村出身，家庭关系不睦，早早辍学进入社会。
公司王姓负责人告诉新京报记者，"很多女孩辍学后家里条件不好，我们知道这些女孩需要工作，直播有时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来应聘主播的未成年人特别多"，两名仍在该公司工作的人员表示，招聘她们属于"顺水推舟"，并非刻意选择。
赵晴确实迫切需要一份工作。
初中辍学一年多后，她希望养活自己，实现经济独立，不再麻烦小爷爷和已八十多岁的爷爷奶奶。自记事起她就没见过母亲，甚至无法在脑海中勾勒母亲的形象。
成为主播前，赵晴做过饭店服务员，也下地摘过菊花贴补家用，还为当地花店扎过塑料小花。那些塑料小花四五十朵一袋，赵晴一天能挣9元。这种靠劳动赚钱的感觉让她觉得"很不错，有种重新掌控生活的滋味"。
在赵晴了解的所有岗位中，主播薪资堪称"脱颖而出"。她几岁时就接触直播和短视频，喜欢的主播拥有两千多万粉丝，这让她无法不憧憬屏幕那头的生活。
公司负责人将拍摄的女生寝室视频发至工作群，称是为提醒"注意用电安全"。受访者供图
业内人士表示，向赵晴这样的未成年女孩发出招募邀请，是直播公司在招人压力下的主动"下沉"策略，即"降低招募门槛，无论成年与否都可尝试"。上述王姓负责人将多次招聘14岁、15岁未成年主播的行为解释为"企业应对生存压力"。
他解释，随着直播行业竞争加剧，中小型公司为完成平台要求的"公会活跃度"和"主播、流水增幅"指标，必须采取多种手段扩充人员，"(公司)利润空间已被压缩到很低，只能大量招人"。多名直播公会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平台任务收入是公会主要营收来源之一，包括开播任务、营收任务、拉新任务、流水任务等多项指标。
"缺乏家庭和学校支持的农村未成年女孩，是直播公司的主要目标群体"，一名处理过数百起未成年主播合同纠纷的业内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行业"卷量、凑数"风气兴起，为完成各项增幅指标，全国多地中小型直播公司都存在招募未成年主播的情况。他解释，公司通常不给未成年主播签约费，其收入由完成平台任务的激励和礼物打赏构成，"相当于招人为平台打工，公司几乎零成本"。
该业内人士表示，直播公司以极低甚至零成本招募未成年主播，诱使其签订"卖身契"合同后，利用其心智尚未成熟的特点加以控制。无论能否获得流量，公司都可凭借合同占据博弈优势，这条路径已成为可复制的产业链。
从经手的咨询案例中，他观察到未成年主播离职后，部分直播公司会通过起诉获取违约金，"怎么算都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吃干抹净后，还非得让这些孩子'脱层皮'"。
近年来，国家多次出台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政策文件。2024年1月施行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进一步压实网络平台责任，要求其履行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和信息内容审核等义务，并明确国家多部门及有关组织需做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24年修正）》明确规定，网络直播服务提供者不得为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者账号注册服务；为年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账号注册服务时，应当对其身份信息进行认证，并征得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同意。
今年7月，某直播平台启动未成年人专项治理行动，明确禁止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出镜直播，同时限制16至18周岁未成年人开播，违规者将被收回账号直播权限。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平台已回收8441个未成年人冒用成年人账号的直播权限，372个账号因利用未成年人形象牟利被无限期收回直播权限。
"即使取得监护人同意，未成年人从事主播工作也违背中央网信办精神和平台政策"，江苏常华律师事务所张宏涛律师告诉新京报记者，"网络发展速度快，相关立法仍在不断完善中"。
张宏涛曾处理多起未成年主播解约纠纷。他发现，未成年人心智和能力尚不成熟，提前进入环境复杂的直播行业不仅面临人身风险，还可能被合同"骗财、骗身"。部分未成年人抱着好奇尝试心态进入行业，却被公司设置高昂的退出成本，不利于其人生发展。张宏涛认为，"无论如何，未成年人做主播都不是社会希望看到的现象，必须留出让她们回头的空间。"
2024年下半年至今，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审理了多起传媒公司与未成年主播的合同纠纷案，其中数起案件由吴磊法官审理。她告诉新京报记者，随着直播行业从兴起走向成熟，大量年轻人与传媒公司签约入行，此类案件数量逐年增长。
吴磊指出，"公众可能存在误解，并非未成年人签订的合同都无效。事实上，许多未成年主播与公司签订的合同会被法院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