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直播账号等级已累积至38级，可一旦中断送礼，主播便立刻变脸……9月27日，一名化名“粥粥”的网友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为支持心仪主播，他累计充值近5万元，但对方的态度转变让他难以接受，现正向网友咨询退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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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声‘姐姐’都让我心生怜爱，等意识到时，已打赏了数千元。”化名小林的用户向法治网记者透露，她在经历分手后情绪低落，偶然关注到一位擅长沟通的男主播，为维持直播间互动，不知不觉投入了大量资金，而这些本是预留的房租费用。
当前，通过直播平台打赏主播已成为常见的情感互动形式，但随之而来的经济纠纷案例日益增多。
据红星新闻9月26日报道，一名男子声称在住院期间心理脆弱时，被主播以情感诱导方式骗取转账10万余元，后因经济压力要求退款遭拒，最终诉至法院。
近期，“网友要求旺仔小乔退还80万打赏”话题一度登上热搜，引发广泛讨论。事件中，一名自称“别难过”的网友公布律师函，指控网红“旺仔小乔”需全额返还80万元打赏，随后该主播多平台账号遭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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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诱导式打赏是否构成法律欺诈？
此类争议不仅涉及主播与粉丝的经济利益，更将打赏行为的法律定责问题推向公众视野。部分网友同情打赏者，主张主播涉嫌诈骗；另一部分则认为成年人应理性消费，自负其责。
主播的诱导行为是否构成法律上的“欺诈”？哪些情况可能使打赏无效或可撤销？
《法治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吉林良佐律师事务所主任尤金堂律师分析，主播虚假承诺是否构成欺诈，需依据《民法典》第148条要件判断。“主播需存在虚构‘添加微信’或‘赠送门票’等行为，用户因误导产生错误认知并据此打赏。”尤金堂强调，“用户须承担举证责任，若无法证实上述要素，则难以认定欺诈成立。”
除欺诈外，司法实践中还有多种情形可能导致打赏无效。尤金堂列举六类情况：无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超额打赏、格式条款无效、重大误解、胁迫、显失公平及违背公序良俗。未成年人打赏是最常见的无效案例。
“具体案件需结合证据判断，无统一返还标准。”尤金堂建议，用户应保存打赏记录、主播言论截图等证据，通过法律手段维权。
四大现实因素导致打赏款项难追回
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5）》，截至2024年12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达8.33亿，占网民总数的75.2%。随着行业演变，打赏行为已从单纯支持转变为隐含复杂承诺的交易模式。
尽管法律规定了多种撤销情形，但实践中打赏追回的成功率较低。尤金堂指出四大障碍：证据不足、成年人自负其责、打赏属消费行为且已获对价、平台履行提示义务。
“若用户声称主播承诺加微信，却无录像或聊天记录证明，法院通常以证据不足驳回。”尤金堂表示，“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打赏性质有明确认知，并承担相应后果。”
“若平台在充值界面标注‘理性消费’等提示，法院一般认定平台已尽到提醒责任。”尤金堂补充道。
直播打赏性质与主播行为边界待明确
法治网记者综合近年案例发现，直播行业已形成多种诱导套路，例如：情感主播以“虚拟伴侣”“认亲互动”等名义构建虚假关系；才艺主播运用“PK决胜”“冲榜奖励”等话术激发粉丝冲动；更有主播直接许诺“线下见面”“私信互动”等暧昧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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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新宇接受采访时指出，这些套路屡禁不止的监管难点在于，现有技术无法实时验证主播内容真伪，难以及时采取下播措施。“对于‘冲榜福利’等表述，难以界定属诱导还是正常激励。”
张新宇表示，情感类直播存在特殊法律风险，需加强规范。目前平台虽已强化对“软色情”等违规现象的监管，但因打赏行为法律性质存疑，主播行为边界仍不清晰。
“当务之急是从法律层面明确打赏行为属性与主播行为界限，为监管与司法提供依据。”张新宇建议，司法机关应通过个案逐步界定用户、主播与平台的权利义务，厘清行为规范。
平台主体责任亦关键。张新宇认为，平台需对违规主播严格管理，如复播时向用户提示风险；同时升级技术监测，实时识别异常交易与诱导话术，提前防范争议。